夹在旧金山和圣何塞两个城市之间，有一片长约25英里的狭长区域——“硅谷”。
硅谷现人口中的38%出生于国外，65%的计算机和数学相关领域人才来自国外，51%的自然科学研究人才出生在国外。
那里培育了5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中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高端人才。他们的座右铭是“Live to work”（活着是为了工作）。
依托人才优势等因素，旧金山湾区大力发展创新经济，湾区内电子、互联网、软件等产业兴起，涌现出苹果、谷歌、Facebook等众多创新型企业。旧金山湾区也成为了世界级湾区。
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成比肩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的世界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经过两年发展，虽然整体上凭借其经济发展优势长期维持着人口及人才的净流入，但域内的国际人才比例很低，没有形成国际人才的规模进驻。
国际化人才“卡脖子”问题待解决。
让人才动起来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东京首都圈作为日本太平洋沿岸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吸引了大批就业者迁移到该地区，人才规模显著。二战后的人口的迁移流动，加快了东京湾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促进了东京湾区的发展。
在中国人口红利逐渐减弱，甚至于老龄化加速的情况下，挖掘与释放“人才红利”已成为推动增长的关键要素之一。
放眼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充分流动起来，事关大湾区发展的活力和潜力。
如何让人才流动？
“加强两地政府部门合作，出台统一及相互衔接的政策，促进香港青年到大湾区发展”。汇丰银行亚太区行政总裁、全国政协委员王冬胜给出了答案。
从国际化人才维度来看，香港是具有优势的。
香港拥有大批爱国爱港且了解国家政策、熟悉国际金融规则及市场化运作的专业人士，有些已在国际金融组织中担任要职，因此，香港完全可以充分发挥这一国际人才优势，为大湾区建设、国家发展效力。
业界多方人士都表示，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扮演国际人才中心的角色，吸引国际人才来港，在“十四五”规划下可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更多国际化科创人才。
近年来，港珠澳大桥通车、广深港高铁的开通，拉近了香港与内地的距离。跨城通勤，双城上班，“一小时生活圈”形成，让人才流动不再受交通限制。
据了解，香港特区政府2021年1月正式推出了“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鼓励和支持青年人到大湾区的城市工作及发展事业。
随后，其他相关城市也相继出台人才招揽计划，重金吸引有志港澳青年加入，共同建设大湾区，在相应领域展翅翱翔。
比如，深圳罗湖区出台《深港口岸经济带罗湖先行区支持港澳专业人才创业就业发展及配套服务实施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方案》）。
根据《方案》，在罗湖创业就业的港澳青年和专业人才，最高可获得11万元的补贴；对于新建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符合条件的最高可获得200万元补贴。
而在让人才动起来方面，企业在促进区内人才流动方面亦可发挥重要作用。
以汇丰为例，作为香港总商会成员，汇丰积极参与特区政府计划，为有志参与的香港青年提供约100个涵盖不同业务和营运职能部门的职位。此外，汇丰还推出总额达800万港元的“粤港澳大湾区（香港）奖学金”，鼓励香港大学生探索未来在大湾区的发展机遇，通过推动区内的人才流动，促进大湾区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当然，在再多的国际化人才流动，进入大湾区，留不住，也是等同虚设。
让人才安心留住
栽下梧桐树，才能吸引金凤凰。
《南方都市报》曾做过一个就业问题调查，92.8%和91.88%的受访者表示选择就业城市时，工作环境、工作上升空间和发展前景最为重要。
如何为就业者打造工作环境和发展空间？
国际上曾有范例。
新加坡是一个狭小，人口少，且资源贫乏的国家。几乎从国家成立之初就出现了人力资源短缺的情况。
但之后的十几年中，新加坡政府为了吸引人才，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有针对性的计划，比如国外人才居住计划、减少就业障碍计划、技术移民计划、特殊移民计划等，尽可能地为外来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
新加坡富有成效地吸引了众多来自各地的国际化人才，让其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2018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的吸引和留住人才报告中，新加坡位列全球第13位，是排名最高的亚洲经济体。
回看新加坡在吸引国际人才的布局，先用各种政策吸引人才，再通过教育、医疗等公共基础服务保障让外来的人才安心。
粤港澳大湾区在留住人才上可以镜鉴新加坡。
“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金融规则体系，加快大湾区金融市场及金融服务一体化。”王冬胜委员给出建议。
金融服务是底层基础，良好的金融环境，对于国际化人才来就业或者创业自然有利。
香港青年民建联在1月24日曾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77.9%的受访香港青年会积极考虑到大湾区就业。
随着粤港澳三地人才往来日趋紧密，随之而来的金融服务需求也愈发旺盛。大湾区在推动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方面虽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三地在跨境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或便利性上，还存在不少限制或痛点。
面对痛点，王冬胜委员建议，以征信记录跨境使用为突破口，推动大湾区数据信息互联互通。通过粤港澳政策协调，实现大湾区范围内征信记录互通，满足港澳初创人员在内地就业与创业和生活中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其次，城市的生活成本、居住环境等客观条件也相当重要。
大湾区建设可以借鉴欧盟经验，推行三地通用的社保卡，持卡者在湾区任一城市都能获得所需的社保服务，并及时高效地解决养老金、住房公积金转移等问题，让区内居民能在购房、养老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
历史证明，当一个地区政策统一相互贯通，往往吸引更多人才，更有发展潜力。
二战后的欧洲形成了欧盟共同体，跨境大都市区是欧盟推进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都市区内，统一的相关政策保证人才的需求，促进了欧洲间人才流动，使得欧洲在二战后经济迅速发展。
从政策维度看，当湾区的政策贯通，粤港澳三地没有了“距离”，对于国际化人才来说将会有更大的吸引空间。
来了，就是“湾区人”。进入湾区的人才将不再以城市本位去思考，而是以最科学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就业和生活以及更好地建设湾区。
当越来越多人才涌入大湾区，大湾区就会更加充满活力和竞争力。一个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大湾区，自然能吸引更多企业入驻，从而为进入的人才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将形成一个良性的“人才吸引闭环。”
良性的“人才吸引闭环”，也必将进一步释放大湾区的“人才红利”。这不但能带动大湾区更好发展，同时，这个“人才吸引闭环”模式可借鉴，可复制，可用于中国更多区域建设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秘籍。
